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海报制作：李潇雪
在四川资中的蜿蜒乡道上，像周英德这样的货郎其实并不少见。他们开着沾满泥土的货车，不分寒暑，没有周末，一头扎进生活的琐碎中，为了几块钱的差价斤斤计较。如果只看外表，周英德就是这个庞大群体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员。但当他熄灭发动机，在树荫下拿出手机开始敲击文字时，某种奇妙的质变发生了。
是诗，让他从无数个奔波的身影中剥离出来，变得与众不同。
从早年的在乡务农，到后来的外出打工，再到如今走村串户的货郎，周英德的身份随着生活不断迁徙。人们习惯称他为“农民诗人”“打工诗人”或“货郎诗人”。
很多时候，大众对“草根诗人”往往带着一种刻板的想象：他们或许怀才不遇，或许因生活的重压而愤愤不平，又或者带着一种文人的清高，与周围的烟火气格格不入。
但周英德完全不是这样，他活得异常清醒和通透。
“诗是我的生活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”他不止一次说过这句话。这意味着，诗歌之于他，绝不是逃避现实的乌托邦，也不是用来换取名利的敲门砖。他太清楚写诗不能赚钱，他也从未想过靠诗歌去改变命运。
对周英德而言，生活还要继续，生存才是第一位的。农民、打工人、货郎，这些实实在在的身份是他的本职工作，是他用汗水换取柴米油盐、支撑家庭开支的基石。而诗歌，则是生存之上更高级的需求。这种务实，让他的诗没有无病呻吟的虚浮，反而有着一种生铁般的质感。
在聊到家庭时，周英德的语调慢了下来，带着那一辈人特有的温厚。
他出生在一个庞大的家庭，兄弟姐妹五个，他排第四。大哥接了父亲在植物研究院的班，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则各自在生活的轨迹上奔忙。生活并不总是温柔的，二姐的早逝，成了他心底的一块隐痛。他没有大肆宣泄悲伤，而是把这位至亲写进了《立秋》的萧瑟里：“我想起了立秋之后/一个夜晚/姐姐手扶床沿/离世在秋天”（《立秋》）。还有他那位早逝的父亲，周英德在乡下修了新房，即便老人早已不在，他依然在精神的世界里为父亲留了一扇门：“今夜/我把梦放在那间屋里/让它长出你的模样”（《父亲》）。
如今，他的两个女儿都长大了，大女儿已经步入社会，二女儿也即将大学毕业。她们对诗歌并不感兴趣，甚至很少读父亲写的诗。但这并不妨碍她们用一种无声的温柔去捍卫父亲的领地——她们从不干涉他的创作，尊重他这唯一的、近乎倔强的爱好。这种家庭内部的默契，给这位孤独的写作者提供了一个足够安全的港湾。
周英德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对诗歌的热爱与坚持。三十多年前，他是被发小带上的诗歌之路。可如今，当年的引路人早已封笔散去。周英德见证了太多同路人的离开：有人遇到了无法跨越的创作瓶颈，有人在无数次退稿信中磨灭了心志，有人因为诗歌变不了现而转投他处，还有人纯粹是丢掉了最初的热情……在这条布满荆棘、甚至在外人看来有些“无利可图”的道路上，绝大多数人都走着走着就散了。
但面对“有想过放弃写诗吗？”这类问题，他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，干脆、决绝得让人动容：“从没想过！”
可能他已经过了那个需要向世界证明什么的焦虑年龄，岁月的风霜让他对生活里所有的不如意都能平淡视之。诗歌之于他，早已不是一种外在的炫耀，而是内化成了生命的一部分——就像饿了要吃饭、渴了要喝水一样平常，像说话、唱歌一样自然。那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，在面对生活的无常时，为自己保留的唯一一个情绪出口。
在这个追逐流量与变现的时代，周英德就像一个逆行者。生活给他的粗粝，他早已用诗句打磨成了珍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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